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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幾卷歷史文書 百年澳門記憶

                    來源:北京日報

                    時間:2019-07-04

                    香山知縣彭昭麟為盜首張保仔投誠事下判事官等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華工亞騰等致澳門鋪戶南兄敘述在巴西王家花園種茶情形,并托帶茶種及制茶工具的書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高麗難民文順得等為備述在海遭風飄泊事呈清朝官員稟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漁戶姜植興出海捕魚執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值中葡建交40周年、澳門主權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20周年,正在國家典籍博物館展出的“漢文文書——東波塔檔案中的澳門故事”,共呈現100余份珍貴檔案文件,從居澳民蕃、澳門蕃官、清朝官員、西洋教士、歐美商人、英國人與澳門、亞洲各地與澳門等諸多板塊,回溯清政府對澳門行使主權情況和對居澳民蕃的全方位管轄,勾勒出澳門兩百余年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,保留下一段鮮活的澳門記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書有記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漢文文書”主要形成于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,其主體是清代中國官員在管治澳門過程中,與澳葡議事會文書往來而形成的檔案。據統計,目前存世的中文原件約1500多件,現藏于葡萄牙東波塔國家檔案館。2017年,其以“清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(1693-1886)”之名成功申報《世界記憶名錄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論語·八佾》有言:“夏禮吾能言之,杞不足徵也;殷禮吾能言之,宋不足徵也。文獻不足故也。”文獻乃熟知歷史掌故的人以及他述說的掌故,是口頭表達,是記憶。眾所周知,中國最重要的史書,口述史料是其重要史料來源。司馬遷著作《史記》,更是對“遺老”進行了大量訪談,在豐沛等地“問其遺老”,方知垂名漢廷的蕭何、曹參、樊噲等人皆有“鼓刀屠狗賣繒”之類經歷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掌故和記憶用文字記錄下來,可以構成史冊,而典籍中的掌故流傳在口耳之間,又變回了記憶。比如此次展出的《香山(編者注:澳門時屬廣州府香山縣)知縣彭昭麟為盜首張保仔投誠事下判事官等諭》,不僅記錄了大海盜張保仔投誠事件,而且揭秘了其中的細節。原來,在投誠未定之前,香山知縣彭昭麟曾通知葡人判事官,做好兩手準備:如果張保仔是真投誠,切勿開炮或者擾動;如果有“返覆”,“立即放炮攻剿”,協助剿捕。這種歷史細節,在文書公布之前,恐怕很難為人所知,文書的公布,填充了歷史的縫隙,構建了新的記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展覽中還有一份《高麗難民文順得等為備述在海遭風飄泊事呈清朝官員稟》,稟告了文順得等四人于嘉慶六年三月從家鄉開船出發,收買大米,至次年正月十八日在海上遇到大風,漂到琉球國,貨物損失,人員罹難。十月被送來中國途中又遇大風浪,飄到呂宋島國,滯留至嘉慶八年九月,才被送到中國澳門。一紙稟告文書,濃縮了一眾人三年半的海上漂泊,更成為典籍中難得的普通人的口述記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轄有力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從1573年前后開始,居澳葡人每年向中國地方政府繳納地租銀515兩,以換取租地居住的權利,其中地租銀500兩,火耗銀15兩,每年冬至之前繳清,此銀全數上交布政司,以“解充兵餉”。但是蕃官每年都要拖欠地租銀,香山知縣每年都要數次催繳,因此漢文文書中含有大量的催繳通知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次展覽的漢文文書,包含了一份乾隆五十七年《香山知縣許敦元為催納地租銀事行理事官牌》,文中指令澳葡蕃官繳納地租“難容遲緩”“毋得遲違”“速速”,并限一日內繳清,語氣和態度相當堅決,體現了香山地方官員對居澳葡人管轄的力度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嘉慶七年,香山知縣許乃來也多次傳諭澳葡蕃官,征繳、催繳地租銀:四月十九日催補繳嘉慶六年濠鏡澳(編者注:澳門的古稱)地租短少平頭銀,十一月十一日征繳嘉慶七年濠鏡澳地租銀,十二月初五催繳嘉慶七年濠鏡澳地租銀,十二月十七日催繳嘉慶七年濠鏡澳地租銀,十二月二十五日催補繳嘉慶七年濠鏡澳地租短少平頭銀,嘉慶八年正月二十五日補繳嘉慶七年濠鏡澳地租短少平頭銀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許敦元、許乃來、彭昭麟等駐澳官員,年復一年,一份又一份的催繳單據,不容遲違,彰顯了駐澳官員守土有責的使命擔當。同樣是這位許乃來,曾一口氣拒絕了居澳葡人在司法、債務等方面的多項非分訴求,不辱使命,以“許乃來拒葡案”著稱于世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展覽中還有一件《香山知縣彭昭麟為奉憲飭查造澳蕃煙戶丁口冊事下理事官諭》,指定葡人理事官對居澳葡人進行人口普查,“立將澳夷煙戶若干、男婦丁口若干逐一查明,限三日內據實稟復……毋得遲違,速速。”所有資料都要白紙黑字記錄,成冊上交。對其他國家居澳人員也納入統計當中,分別記錄,聽候上級查覆。施政之細膩,法度之嚴謹,刷新了后人對清代地方官吏的認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澳門有故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梳理《漢文文書:葡萄牙國立東波塔檔案館庋藏澳門及東方檔案文獻》一書收錄的1500多件漢文文書的索引信息,不難發現,漢文文書中出現頻率較高的地名有:北京、廣州,大西洋(葡萄牙),法蘭西(法國),英吉利(英國)等,突顯了澳門當時作為中國對外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樞紐地位,以及聯通中國與世界的特殊作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展覽中有相當一部分文書是關于難民救助的,譬如《香山縣丞為飭護送四名在澳日本難民上省回國事行理事官諭》(葡文譯本),有《理事官為懇準遭風被難越南船戶事致廣東地方官員函》。還有關于剿捕和懲處海盜的,如《香山官員為將海盜緝捕斬訣,在澳梟示以昭天朝法度事下理事官諭》(葡文譯本)、《香山知縣彭昭麟為盜首張保仔投誠事下判事官等諭》,體現了中國政府對澳門地區社會治安的強有力管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漢文文書也反映出中國人遠赴美洲種茶的對外交往活動,有華工亞騰等致澳門鋪戶南兄的書信,信中敘述他在巴西王家花園種茶的情形,并托帶茶種及制茶工具。一封書信,記錄了華工群體跨越大洋的謀生之路,寄托著制茶工具背后的濃濃鄉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尤其讓人感慨的是,隨著1848年葡萄牙人將中國清朝官員逐出澳門,并搗毀清朝海關,清政府對葡澳蕃官的文書幾近銷聲匿跡,但此后僅存的7件文書中,居然有3件是1849至1851年兩廣鹽運使司連續三年頒發給同一戶漁民姜植興的出海捕魚執照。即便時處喪權之秋,一批地方官員和漁民仍然誓死不棄家國,用一紙捕魚執照傳遞著無聲抗爭。后人已無從知曉更多關于捕魚執照和那戶漁民的故事,但它們無疑承載著最動人的澳門故事。(謝忠軍)

                    原文鏈接:http://bjrb.bjd.com.cn/html/2019-07/03/content_11893482.htm

                    (責任編輯:桑愛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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